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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少帅张学良为什么说蒋介石的思想太旧

2018-06-14 18:05:44

揭秘:少帅张学良为什么说蒋介石的思想太旧?

蒋介石在不同时期的自我角色定位,大致有三:圣贤、豪杰、革命。蒋介石的阅读取向,基本上是围绕这三个自我定位的角色进行的:要做圣贤,故重视进德修身;要做豪杰,故关注兵略政术;要做革命,故对各国革命史有持久的兴趣。与三大角色关系不大的知识性、消遣性、趣味性的书籍,甚少旁骛。

西安事变期间,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:张:委员长人格实太伟大。但有一点不无令人遗憾,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太古太旧!蒋:何谓古?何谓旧?又何谓太古?张:委员长所看之书,多是韩非子、墨子一类,岂非太旧?蒋:余不知尔所看之新书几何,且尔之所谓新书者系何种书籍?尔是否以马克斯资本论与共产主义之书籍为新乎?尔可将尔所看之新书择要问余,余可为尔详解也。须知精神之新旧,不在所看之书新旧;尔岂知尔等之所视为新书者,余在十五年前,已不知批阅几次矣。张:举一例以言,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、文天祥、史可法,总觉赶不上时代。

因为看了蒋介石的日记,张学良知道蒋介石正在看什么书。相隔七十年之后,蒋介石日记向学界开放,笔者有幸先睹为快。蒋介石读过哪些书,爱读哪些书,自是笔者查阅蒋日记的一个兴趣点。查1936年的蒋介石日记,蒋是年所阅读的书,主要有四种:《中庸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孙子》,确如张学良所言。作为近代中国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,蒋介石的阅读习惯、阅读方式、阅读取向、阅读偏好以及阅读反应等,均值得我们饶有兴味去探讨。蒋不仅数十年持之以恒地读书,也数十年持之以恒地写日记,其阅读书目和读书感怀常记载于日记中。这为我们研究其阅读史提供了丰富的手资料。

蒋介石是一个军人政治家,瞧不起坐而论道的文人书生。但他本人却酷爱读书。蒋一生总共读过多少书,自然难以查考。年代的蒋日记显示,一般每年约读书10种左右。1920年代看书较多,一般在10种以上,多至20余种;1930、1940年代看书渐减,一般在10种以内,少则三五种。蒋的读书习惯不是快速的泛读,而是缓慢的精读。读每一本书他都要从头至尾读完,少有中辍。其中有少部分书是常年反复读,读三五遍甚至更多遍(《圣经》等宗教经典的日常诵读,不在本文考察之列)。笔者粗略统计,年间,蒋日记所记的阅读(含请专家讲读)书目近200种,其中中国古籍(经、史、子、集)80多种,新书(清末民国时期所著译)100多种。考虑到蒋未必将所有阅读过的书都记于日记中,其实际阅读数量可能要更多一些。

蒋所阅读的书籍,新书的总量看似超过古籍,其实蒋读古籍的时间居多,因很多古籍是反复阅读。蒋好看古书,读古文,1932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规定自己“每日早晨必看古书一篇”。蒋不仅自己读,还要求他的两个儿子读。蒋经国1937年从苏联回国后,蒋介石给他布置的首要任务即是读古文。蒋介石少年入私塾读四书五经,受中国传统教育;16岁始入学校,受新式教育。那时所谓新式教育,其实是半旧半新,甚至新少旧多。

1905年科举废除后,蒋先入保定军官学堂,继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。民国初年,又一度遁迹东京。据蒋的年谱记载,在日本留学和流亡期间,除与军事相关的教材外,主要阅读王阳明(1472-1529)、曾国藩(1811-1872)、胡林翼(1812-1861)三人的文集。清末民初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,如梁启超那样“肄日本之文,读日本之书”,狂饮大嚼、目不暇给者,只是一部分,可能还是小部分;多数人其实仍保存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观念、心态和阅读偏好。这批人在童蒙时期完全接受旧式教育,几乎刚迈出私塾之门,便登上了出洋之舟,出国之际,随身携带着大批的中国古籍,如胡适初入美国康乃尔大学时,课余读的是《诗经》、《尔雅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墨子》等书。只是胡适的阅读偏好在留美不久以后就很快“西化”。蒋介石虽然留学日本,却依然保守着传统读书人的阅读偏好,而且终身不渝。

蒋阅读中国古籍,经书是其有效的增高方法。经书基本上在儒家经典之四书五经的范围内。蒋读经书

揭秘少帅张学良为什么说蒋介石的思想太旧

,多是反复读。尤其是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少年、青年、中年时期均有阅读。1934年9月,蒋在庐山给受训的军官将领专门讲解《大学之道》。他忆述其青少年时期读《大学》的经历说:“我回想以前幼年时候,先生教我读《大学》《中庸》,不知道背诵过多少遍。我到十八岁的时候,……先生重新要我再读这一本《大学》……到了二十八岁的时候,总理(孙中山)为我们讲明《大学》一书的价值,我重新又来看。”他终得出的结论是:“《大学》之道,乃是我们中国基本的政治哲学”;“《大学》这部书,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,都包罗无遗,发挥尽致。可说其是由内在的德性之修养,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,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……我们知道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,《大学》一书,把个人的内在修省以及向外发扬的道理,发挥到了,可以说政治上基本的原理全在于此。”

同样,蒋对《中庸》也推崇备至。蒋日记中,多处记录读《中庸》的感想。1936年3月,蒋在南京陆军大学专门讲解《中庸要旨》,认为“《大学》以格致诚正为本,而《中庸》一书,亦以慎独存诚的‘诚’字为体,……《中庸》是‘本体论’,而《大学》则是‘方法论’,乃是我们中华民族四千年来古圣昔贤递相传习的‘道统’”;并称“我们如果能细心研究《中庸》一书而得其要旨,则立身处世,便可以受用不尽,也可以说是已得我国古代哲学之精义而无待于外求了。”

蒋对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的解读,均是以立身处世和修身养性为基点。虽然认为《大学》之道,蕴涵着政治的基本原理,是中国古代基本的政治哲学,其实也是从“修己治人”立论,先加强个人的内在德性修养,然后对外发扬而及“治人”“治国”。蒋反复强调,《大学》《中庸》所说的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那一段话,由修身做起,终以“平天下”为目标,是中国固有政治哲学之精微博大、高明切实之处,为外国的政治哲学家所不及(蒋介石日记,1932年12月27日)。

除了《大学》《中庸》,蒋所选读的其他古籍,亦多是中国古代圣贤“内省修德”之作。蒋介石边读边反省自勉,甚至直接用作戒惧自己“暴戾”个性的药方:

1929年7月18日:今日看《朱子全书》,始恍然自觉,久不见圣贤书,难怪性心日下也。1932年12月6日:看《孟子》,甚思将中华中心思想研究一番,以指导民族之出路。1932年12月13日:今日看《白沙学案》完,颇有所得,自恨修养不早,以致矜燥无常也。1941年9月30日:日日看《明儒学案》,积圣贤之书,仍不能戒惧自勉,可耻可痛。

蒋介石十分推崇清代政治人物曾国藩,一生受曾国藩的影响非常大。1904年,17岁的蒋介石首次读曾国藩的文集,1913年和1915年两次复读。此后,又多次阅读曾国藩的日记、家书、书牍、杂著以及治兵语录等。他读曾国藩的书,着眼处亦在立志养气、立品修行方面,处处以曾国藩为道德楷模:

1925年3月23日:看曾公日记,急思立志,重新发奋为雄。1930年8月20日:观曾公日记,乃叹其修养之深,为学之切,后生可不自勉乎。1930年8月25日:阅曾公日记,为之兴感,此公于修己治人之道,讲求甚精,吾拟学之。

以豪杰自居:兵略政术

除了修身进德,蒋阅读中国古籍的另一个重要的实用目的,是要从中探寻军事谋略与政治治术。蒋阅读军政谋略与治术方面的书籍,主要集中在1930年代前半期。这个时期,蒋面临地方实力派和中共的严重挑战,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十分激烈,自身权位尚未稳固,急需从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典籍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秘方。

《孙子》一书是蒋阅读次数多的古籍之一。年间,蒋日记中几乎年年都有读《孙子》的记载,且每有叹为观止之慨。蒋读《孙子》强调学以致用,从中汲取军事谋略与治兵之术:

1925年3月27日:下午看《孙子》十三篇完。《孙子》一部书,惟在专一迅捷,审机察势而已。1931年7月2日:船中看《孙子》完,甚觉有益。再以反间之法告各将领慎用之。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,蒋对《管子》和《韩非子》也十分推崇,认为《管子》一书“乃穷古今政治学之精理”,“此书之于政治学,犹孙子之于军事学也”,并认为“学政者,不读管子,而惟新书。是求,未有其能也”(蒋介石日记,1934年2月17日、3月6日)。1939年,蒋介石指定“干部应读书籍”时,将《管子》列为(共11本)(蒋介石日记,1939年1月7日)。

蒋阅读《韩非子》的时间是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,对该书的读后感是:“此书实政治哲学之精者,为首领者更应详究,而余之心理无一不合也。”(蒋介石日记,1936年11月21日)韩非提出“以法为主”,法、术、势相结合。蒋十分推崇这位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,并认为自己的很多想法与韩非暗相契合。

与《韩非子》同时阅读的还有《墨子》。1936年西安事变被软禁期间,蒋自称“阅《墨子》自遣”(蒋介石日记,1936年11月22日、12月18日),但日记中没有留下阅读《墨子》一书的感想。当时张学良看到蒋介石在读《韩非子》和《墨子》,直言蒋的思想太古太旧。除此之外,蒋也会从儒家典籍中汲取治术权谋。如1934年6月12日日记中有这样的文字:“恨不早习《礼记》,所谓元老……何能依赖!”这个时期,蒋对党内元老多表失望甚至厌恶。可能是《礼记》中的相关论述,使他有感而发。

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,地方实力派各据一方,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。蒋试图从清朝控制地方藩镇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。如他看《圣武记》后发表了如下感想:

1928年11月16日:今日看《圣武记》第二册完,前清对于藩镇与封建制,似胜于历朝也。观此而叹立国之难与驾驭之艰,可不戒哉!

在中国古代政治家中,蒋对王安石和张居正情有独钟。王安石和张居正均是中国古代的改革家。蒋介石读王安石的文集,敬佩其变法的勇气,认为中国要转弱为强,也必须推出新制度(蒋介石日记,1935年5月25日)。对于张居正,蒋十分推崇其“治术”,并认为自己的气节、才情与机遇,与张居正十分相似(蒋介石日记,1935年4月27日、5月2日)。1936年2月,蒋介石要求政府各部长都要读《张居正评传》。3年之后,又将王安石和张居正的传记和文集指定为国民党干部的“应读书籍”(蒋介石日记,1939年1月7日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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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芳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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